經濟學鼻祖的利己與利他
在斯密看來,人的本性既非單純利己,也非完全利他,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由此出發,他正面闡述了新曆史條件下應當倡導的道德觀。在斯密看來,美德在於合宜。
第一,關於斯密所謂利己和利他的真義。道德情操論中所謂人的利己的本性,指的是人總是首先關心自己,關心自己的職業和收入,名譽和地位,生存和發展,前途和命運。這是人的天性,是與生俱來的感情,也是一種不可侵犯的權利。而所謂利他,則體現爲有利於自己又有利於別人和社會的一系列美德。這同基督教曆來的仁慈說教是截然不同的,同利己主義者的觀點更是格格不入的。
囯富論中所謂利己,即自愛(self-love),指的並非損人利己,更不是極端個人主義,而是指與生俱來的個人利益和要求,包括生存權和發展權,或者說合法財産所有權,合法經營權和收益分配權等,那是對封建特權或其他壟斷特權的否定,是新興社會階層的心聲和呼聲。而所謂利他,則是指在分工和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産者通過商品交換爲別人和社會提供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
可以看出,兩部書對利己和利他的理解是一致的,不過倫理學的意義要比經濟學的意義來得更廣泛,後者比前者更具體。它們所體現的都是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社會基礎上逐漸成長起來的新興資産階級新的道德倫理觀和經濟道德觀。
第二,關於兩部書共同的人性論基礎。斯密兩部著作的人性論基礎既不是單純的利他主義,也不是極端利己主義,而是合理的利己主義和高尚的利他主義的結合。這種結合,在國富論中表現爲公私利益協調論,在道德情操論中體現爲合宜道德論。
先說道德情操論。難道它體現的真是所謂單純的利他主義嗎。回答是否定的。事實是,除了將同情心作爲分析的起點之外,在往後的論述中,但凡涉及人的本性的地方,他都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人的本性中利己的一面。他說,人生的偉大目標是改善自身的條件,謀求自己的利益,包括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他稱利己的動機和感情是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他認爲,德行最完美的人應該是既能控制自己自私的原始感情,又富於同情心的原始感情的人。他甚至還指出,每個人首先和主要關心的是他自己。無論在哪一方面,每個人當然比他人更適宜和更能關心自己。每個人對自己快樂和痛苦的感受比對他人快樂和痛苦的感受更爲靈敏。前者是原始的感覺。後者是對那些感覺的反射的或同情的想像。前者可以說是實體,後者可以說是影子。這不就是說,利己是本源,利他是其表現嗎。這不就是說,利己是目的和動力,利他是手段和結果嗎。
囯富論則結合經濟生活作了明確的表述,人的經濟活動的動機是利己的,而人又有交換的傾向或本性(動物沒有),因爲在分工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若想滿足自己的需要,就得交換。要實現交換,只有利他,即爲別人或社會提供商品或服務。只有做到這一步,即實現了利他,才能利己。可見,利己動機和交換傾向都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和利他的結合,兩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這就是國富論的公私利益協調論,斯密據此發展出一整套經濟自由主義學說和政策。
可見,在斯密看來,人的本性既非單純利己,也非完全利他,而是兩者的結合,兼而有之,利己和利他是人的本性的兩個方面。這同人們一般的印象大相徑庭。
第三,關于國富論所體現的新經濟道德觀。斯密對經濟自由主義的論證,同時也是對與之相應的經濟道德觀的論證。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自由主義精神。自由經營,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是斯密經濟自由主義的精粹。奉行這種經濟活動原則在斯密看來是正當,有益的。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生産率的提高,增進社會財富。爲此,他反對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分幹預,批判重商主義時期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所施加的種種控制和限制,大力提倡也深信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能夠將生産資源做最佳的配置。顯然,他倡導的是一種具有嶄新曆史內涵的自由主義經濟發展觀和經濟道德觀,它不僅同中世紀的封建道德觀相對立,同重商主義的體現壟斷精神的道德觀也是格格不入的。
2,分工協作原則。生産過程中的分工協作,在斯密看來,既是發展生産,提高勞動生産率的基本途徑,也是一種應予倡導的道德規範,也就是說,沖破分散的孤立的小生産方式,投身到將勞動和資本集中到工場手工業的生産之中,發揚分工協作精神,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道德的。
3,商品交換等價原理。這在斯密看來既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原則,也是一種重要的經濟道德。他將這種等價關系分解爲兩個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的依照勞動相交換的法則,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以後的三種收入交換法則。在他看來,這裏體現的是一種自由平等原則。這是對傳統道德標準的突破。在基督教的道德習俗中,一味地提倡仁慈,愛人如己,要求人們具有同情,仁愛,獻身的品質和精神,把無酬服務或贈送視爲道德和高尚,而將有償服務或交換視爲不道德而受到鄙視。斯密認爲,這種道德觀不適合商業社會的現實和需要。在商業社會中,人們需要的滿足大部分是通過交換和買賣取得,不可能無償贈送,人們的生活不能僅僅求助於他人的仁慈,必須依靠平等的互利互惠原則,所以,無私奉獻固然是道德的,平等的等價的交換也是道德的。
4,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則。通過分工協作生産出的産品,又通過等價交換,換回自己所需要的産品或服務,在斯密看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收入分配過程。至於這種分配是否體現了公平合理的精神和道德原則,斯密則給出了兩種相互抵觸的回答。依據他從原始未開化狀態所得出的勞動價值論,他斷定這裏存在著不平等,因爲土地地租和資本利潤都是對勞動成果的扣除。然而,當他轉向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的新條件和新環境條件下的交換法則時,他又肯定了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的合理合法性,聲稱這時價值應由包括土地地租和資本利潤在內的三種收入決定。換句話說,得到勞動工資固然是正當,道德的,得到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同樣是正當,道德的。這表現了斯密對土地貴族勢力的妥協和讓步。
5,消費領域中倡導勤儉節約。斯密認爲這是資本積累的需要,而資本積累及其生産性地使用,又是發展生産的另一個基本途徑。這就是斯密經濟自由主義道德觀的主要內容。同重商主義的國家幹預主義道德觀相比,斯密的這些道德觀顯然是進步的,甚至具有革命性意義。當然,他所反映的是新興資産者的利益和要求,必然具有其曆史局限性。例如在其分配論中對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妥協,在其財政論中對君主利益的強調和尊重,等等。
第四,關于道德情操論所倡導的合宜美德論。斯密著重批判了兩種道德學說。從人本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結合這一點出發,斯密批判了單純的仁慈即美德學說。這是一種利他主義學說,是晚期柏拉圖主義信條,也爲古代基督教和近代神學家所推崇。斯密認爲,不應把仁慈看作行爲的唯一準則,事實上,對我們自己個人幸福和利益的關心在許多場合也表現爲一種非常值得稱贊的行爲準則。需要的是兩者的結合與平衡。
斯密還猛烈地批判了孟德維爾的極端利己主義(私人惡行即是公衆利益是其典型的信條),斥之爲放蕩不羈的體系。斯密指出,這種學說的實際作用在於,唆使那種因爲別的什麼原因而産生的罪惡,並且抱著過去聞所未聞的肆無忌憚的態度公開承認它那動機的腐壞,所以這種學說顯得更加厚顔無恥。斯密深信,孟德維爾的詭辯和欺騙終究會被人們所識破。
從人的本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結合這一點出發,斯密正面闡述了新曆史條件下應當倡導的道德觀。斯密的論述無不體現著這種利己和利他相結合的精神。在斯密看來,美德在於合宜或適宜。所謂合宜(propriety),是指在有旁觀者與當事者的場合,當事人的感情或感受應當同旁觀者的相一致。或者在只有當事者的場合,當事者的感情和感受應當同有旁觀者時旁觀者的感情和感受相一致。
斯密認爲,這種道德觀合乎分工和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因而是唯一正確的道德觀,應該而且能夠成爲社會道德觀的牢固基礎和主流。這是因爲,個人生活在社會之中,同整個社會相比,個人不過是滄海之一粟。離開了社會,個人難以生存,因此個人應該服務於社會,貢獻於社會,而社會也應爲個人提供必要的保護和生存發展的條件。人是個體性和社會性的結合,這就是他的合宜美德論的基礎。
那麼,合宜的美德表現在哪些方面呢。不妨將斯密詳盡的分析和論述作如下概括。第一,對別人,應該表現得溫柔,有禮,和藹可親。還有公正,謙讓和寬宏大量。愛憎分明,堅持正義。第二,對自己,則有兩種場合。在有旁觀者時,當事人應當確立的美德是崇高,莊重,令人尊敬,以及善於自我克制各種激情。沒有旁觀者時,應當如何評判自己的思想和行爲呢。應當確立怎樣的美德呢。斯密強調說,在這種場合,當事者自己應該換位思考。以別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設身處地想像別人會怎樣看待自己,結果就會根據自己想像中的那個公正的法官的態度來決定自己的言行。斯密強調說,在這種場合,應當確立的美德是良心和責任感。
斯密所謂良心,就是指心中那個公正的法官或別人可能的看法和感受。他非常強調良心的權威和作用,認爲他在很多場合可以支配人們的行爲舉止,甚至能夠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場合,使平常的人在許多場合,做到爲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斯密認爲,良心對人的要求是,(1)不應太看重自己而輕視別人,否則就會把自己變成別人蔑視和憤慨的對象。(2)不應爲了私利而傷害別人,窮人也決不應當詐騙和偷竊富人的東西。(3)對別人的幸福或不幸都應有適當合宜的反應。(4)父母對子女的親情和子女對父母的孝敬也都應有適當的合宜的表現。
關于責任感,即對一般行爲準則的尊重。斯密認爲這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則。這種責任感應當體現在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朋友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和國家之間等等。
此外,斯密還論證了個人的成功和處世之道,其中同樣洋溢著對作爲一個成功人士所應當追求的道德規範的刻畫和重視。包括,一,勤奮好學,謙虛進取。二,真誠,不講假話。三,廣交和善交朋友。四,談吐得當,拒絕無禮和粗魯。從不傲慢,恪守禮儀。五,量入爲出,謹慎擇業。六,少管閑事,凡事比較超脫。七,謹慎,又分爲兩種,一般的謹慎,關心個人的健康,財富,地位和名譽。高級的謹慎,偉大將軍的謹慎,偉大政治家的謹慎,上層議員的謹慎。他們的謹慎同更爲遠大和高尚的目標相聯系,同英勇,同廣泛而又熱心的善行,同對於正義準則的尊重結合在一起,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維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