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一個詞語能用來表達熱愛城市的情感。愛國主義（Patriotism）適用於國家但不適用於城市。而且，國家太大，太復雜，太多元化，因而也太危險，不值得人們無節制地愛。為表達對城市的情感，我們需要創造一個新詞如愛城主義（civicism）。隨著世界的都市化，愛城主義正在傳播到全世界遙遠的角落，原來的村莊和鄉鎮如今變成了國際性大都市，它們競相爭奪居民以及新移民或遊客的喜愛。把全球化的開放性和強調地方特殊性結合起來的城市也往往具有吸引遊客的國際性聲譽。

人們前往牛津感受那裏的學習精神，前往巴黎則是要參與其浪漫精神。當然，當地人或許不同意參觀者的俗套觀念，但很少有人拒絕這些精神本身。居住在牛津邊緣化社區的人或許批評其精英主義教育途徑，迫使社會行動者重新思考人們公平接受教育的問題。好萊塢式的愛情觀遭到巴黎人的拒絕，巴黎人的浪漫觀點是與資產階級生活形成對比。耶路撒冷的社會批評家認為，宗教應該有一種吸引人的新解釋，而不是專註於物品，石頭或聖物。北京也吸引了中國最著名的政治批評家雲集於此。簡而言之，城市精神為居民提供了政治論證的主要來源。

城市有各自獨特精神的觀點有悠久的歷史，這裏的精神是指導居民思維和判斷的共同生活方式。在古代世界，雅典是民主的同義詞，斯巴達則代表了軍事化訓練。耶路撒冷表達了宗教價值觀，中國周朝時期作為首都的洛陽雙城（成周與王城）則以商業大都市而繁榮。

那麼，認為城市在現代世界代表不同價值觀的觀點說得通嗎。今天的都市區龐大，異質，多元化，認為某個城市代表了這種或那種精神似乎顯得怪異，但是只要想想北京和耶路撒冷就明白了，還有比這兩個城市差別更大的嗎。這兩個城市都被設計為圍繞一個中心的同心圓，但一個表達的是精神的，宗教的價值，另一個表達的是政治權力。顯然，有些城市確實表達或特別強調了某種社會和政治價值觀。甚至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城市如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北京和上海，或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似乎也表現出價值觀的明顯差別。就像國家一樣，城市常常成為集體自我身份認同的場所。

這是好事嗎。如果人們過於激烈地確認自己民族的獨特性，這種爭奪很容易演變為仇恨和紛爭。但是，城市就不同，愛城主義其實能遏制民族主義的泛濫。除了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之外，城市一般沒有軍隊，所以城市的自豪感不大可能採取危險的形式。多數人確實需要確認某種社會特殊性，這種需要投射到城市往往更好些。擁有強烈愛城主義情感的人要自我感覺良好並不需要強烈的愛國主義。

確認一個城市的精神還有其他理由。全球化有黑暗的一面，這一點在中國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真實。這裏30年的市場改革已經摧毀了許多傳統街區和生活方式。因此，中國許多城市正在花費時間，金錢和心思去保護其獨特的精神，用以幫助抗衡全球化的同質性傾向。

擁有一種精神的城市也能實現在國家層面上難以實現的令人嚮往的政治目標。讓美國或中國的官員來認真實施應對氣候變革的計劃可能需要等待很長時間，但像波特蘭和杭州這樣為自己的環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在環境保護方面可以做得遠遠超過國家標準。自封為世界首都的紐約市根據其抱負之城的精神有效地開展其自己的外交政策。市長布隆伯格（Bloomberg）已經實施他自己的氣候外交，通過直接邀請世界數百位市長來集中討論都市領袖如何共用政策倡議和技術來減少碳排放，規避以國家為基礎的高峰會。

推動城市精神還有很好的經濟理由。開發出一種清晰身份的城市能夠幫助復興雕敝的經濟。一個漂亮的博物館把西班牙的畢爾巴鄂（Bilbao）從一個衰落的工業城市變成了藝術世界的聖地麥加。在中國，喜歡文化的遊客蜂擁參觀曲阜，因為他們想看看儒家鼻祖孔子的家鄉，這反過來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如果城市推動儒家學說，許多人可能不擔心，但這些政策若在國家層面推行就可能引起很多爭議。

最後，一個城市的精神也能激勵具有世界意義的社會和政治理論。雅典和斯巴達模式的競爭為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政治理論提供了思想基礎，而中國社會和政治思想最具有創造性的階段出現在思想蓬勃發展的戰國時代的城市中。約翰•洛克（John Locke）論寬容的信就是受到他在17世紀歐洲最開放和最寬容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逗留的直接啟發。當然並非巧合的是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主義和語言權利的理論來自蒙特利爾，那裏的居民不可避免地必須在這個城市微妙的語言政治航道中穿行。

所以，答案有了。請熱愛你的城市，如果必須選擇的話。

貝淡寧 Daniel A. Bell 清華大學政治哲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