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希望成為解決棘手問題的高手，但究竟何種科學觀能夠提高我們的認知能力。

數月前，哈佛大學的史蒂芬平克奇思突發，究竟何種科學觀能夠提高人的認知能力。

最近Edge.org的好事者舉辦了一次座談會，邀請164位思想家對此出謀劃策。哥倫比亞大學的語言學家約翰麥克沃特爾認為，人們應該會更加關註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其觀點是，那些如今被人們認作理所當然的東西往往源自於過去某一特定時刻所作的合理選擇，盡管這種選擇缺乏正當的理由，但最終還是被傳承了下去。

例如，早先的打字機如果輸入速度太快就會卡殼，於是廠家便開發出鍵盤，但打字員的速度確因此而變慢。如今，盡管我們已經永遠告別了打字機，但對標準英文鍵盤已經習以為常。

麥克沃特爾還說，許多語言模式和心理範疇都可以用路徑依賴去加以解釋。不少人疑慮重重，覺得發電子郵件會降低寫作能力。但再怎麼樣，電郵方式也無法阻擋人們借用19世紀文人書信寫作的風格。語言發展到20世紀60年代已經變得不再那麼程式化了，假如現在還有誰留戀那些老套套就會被視作不合群異類。

網絡妄想癥的作者葉夫根莫羅佐夫推薦的則是定勢效應（the Net Delusion），即我們在解決問題時，總是喜歡借鑒以往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不敢就事論事獨辟蹊徑。這種思維慣性在處理外交事務時尤其突出，每一次新的沖突都被放在這種有色棱鏡之下接受審視，無論是越南戰爭，慕尼克陰謀，冷戰或者伊拉克戰爭。

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卡尼曼提到觀念與聚焦幻覺（Focusing Illusion）有關。該觀點認為生活中沒有什麼是非同小可的，除非你認為它特別重要。他還說，教育是決定收入多寡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過其重要程度並沒有多數人所想像的那麼高。假如人人接受的教育是相同的，收入不均衡的差異只會減少不到百分之十。當你過分專註於教育時，就有無數其他的決定性因素被你置於腦後。有些人受教育相同，但收入差別卻有天壤之別。

哈佛大學的哲學家兼神經科學家喬舒亞格林選了一個靚麗的詞條，隨附性(supervenience)。設想有這樣一幅畫，電腦螢幕上一條小狗坐在劃艇上。這幅畫的主題可以被認為是關於狗的，但是，換一個層面也可以看做是圖元和色彩的排列。這兩個層面之間的關系完全不對稱。相同的圖像能以不同的形狀和不同的圖元去顯示。高級別的屬性（狗）是附著在低級別的屬性（圖元）之上的。

格林先生補充道，隨附性有助於用來解釋諸如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問題。人文學家憂心忡忡，科學家正在蠶食他們的領地，因為後者試圖用科學詮釋一切。然而，科學對大腦機制的新發現卻無法解釋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麥克白。心靈產品是依附於大腦機制的，即使寄生於後者，人文科學仍然可以通過認知科學被瞭解。

如果容我冒昧再提一個詞條，那就是基本歸錯法（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不要試圖借助性格特徵去解釋行為，最好是根據前因後果去加以闡釋。

此外，我還得提一下情感豐富與無法自控之間的差異。一般的推測是，性情中人總是動動輒暴跳如雷，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也會說，美國19世紀的著名詩人艾米莉狄金森多愁善感。但據我所知，她並沒有一天到晚四處聲嘶力竭。能夠分清艾米莉狄金森的情感起伏與脫口秀高手一時沖動之間的界限將是有用的。

如果人們跟多地動態的眼光（the concept of emergence）去觀察問題，公共生活將因此而大為改善。此觀點得到眾多研討會參加者的認同。

通常我們都試圖通過肢解並研究其組成部的方式去琢磨問題，然而動態問題（emergent problems）是無法用這種方式去認識的。在動態體系（emergent systems）中，各種不同因素犬牙交錯，而由這種糾結狀態所產生的新東西往往會大於各部分的總和，反過來又會對構成要素施加自上而下的影響。

文化就是一個動態體系，它是由一群人建立的某種互動模式。一旦此種文化形成之後，它就會影響身處其中每個人的行為舉止。經濟是動態體系，政治多極化，日益增長的醫療保健成本以及不幸的婚姻亦屬此類。

動態體系中的互動是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同時展開的，因此對它們必須有區別地加以研究，可以從整體和縱橫交錯的網絡關系層面去把握。針對如何解決貧窮和伊斯蘭極端主義問題，人們仍然抱著對個別原因進行梳理的傳統方法不撒手。如果我們能轉換思路，也許會取得更大進展。

如果每個人都能從本次研討會得到些許啟發，我們的生活一定會更加自在。此次大討論低調而有膽識，完全可以與一屆科學盛會相媲美。

作者，戴維布魯克斯 轉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