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以一八四五年在華騰湖畔尋找大寫的「我」為世人所熟悉—那位勇於以自身之哲學反抗政府與社會規則的梭羅，然而透過弗斯特的康考特牧歌，我們將以自然生態史重新檢視梭羅的貢獻。

弗斯特於一九七七年效法梭羅在新英格蘭獨力搭建小屋，由於此次經驗，因而確定了他終生以新英格蘭為研究人類與自然復雜互動的範本，並悟出生態研究必須建立在解讀歷史的基礎之上。對於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而言，閱讀本書則是一次省思既有環境論述的機會。

整體而言，環境保護的意識與論述是在二十世紀逐步獲得發展並進入建制，成為諸多先進國家公民運動的一部分，比如在一九九二年的地球高峰會提出的二十一世紀議程，環境教育被認為是世界公民必備的通識，諸多環境組織甚至已串連成國際性組織，成為與經濟發展抗衡的另一全球化力量。而當我們在思考環保意識的萌生時，必無法與整個資本主義的崛起分開來看，它基本上作為資本主義的相反力量而存在，它針對的是現代性的慢性病（modernity’s malady）。因此，當我們重新閱讀梭羅時，首要的意義便是回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期重新辯證環境論述的各種議題。

梭羅是屬於文明轉折期的人物，他不僅處於農業興起的時期，也處於機械時代的開端，作者弗斯特就認為「他在新英格蘭初期的荒蕪，十九世紀的農業田園和現代重拾蒼翠的景觀間建立起彌足珍貴的連結。」其中，作者認為梭羅最大的貢獻在於演替（succession）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或許有助於超越環境論述主要的兩種派別︰保存主義（preservation）和保護主義（conservation）。前者主張人類應該不去改變自然，不因為是否為人類所用而改變，其典型發展就是國家公園的設立。後者則主張大自然的存在應以人類運用為核心取決。然而透過梭羅對北美白松林的田野研究，自然與文明之間的關系將進入一個更大的視野。梭羅發現，北美白松林生長在遭人類廢棄的農地牧場之上，它祇是森林演替的過度，之後繼起的是原本受其庇護的闊葉林，這導致梭羅進入一個更為復雜的辯證，也就是認知到人類文明祇是自然演替的一部分。因此對弗斯特來說，二十世紀中葉那些拼命想要復育白松林的生態學者，除非他們能創造一模一樣的歷史條件，否則祇是一場空。

上述觀點有助於我們思考在今年八月因為馬告（棲蘭）國家公園劃定而陷入的論爭。國家公園的設立當然是保存主義價值的實現，也是企圖將人類對某些地區的影響降到最低，然而對原住民來說，這無疑是宣告他們必須改變既有的生存方式，而事實上他們的生存方式或許正好是目前生態的條件卻反遭控制。面對這些爭議，我們可能很難馬上下定論，畢竟生態的週期豈是如蜉蝣的我們所能參透。然而，梭羅對於白松林的演替論證或者可以讓我們更深刻地思考這樣的問題︰國家公園為何存在。我們為何需要將生態凍結甚至將生態時鐘倒轉（如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各地出現更替檳榔樹的活動，這樣的生態遷徙或許將改變依賴檳榔樹的物種存續）。曾經有原住民參與演替的自然被保護之後就更「自然」嗎。從此觀點出發，可證諸十九世紀的梭羅不僅不會被時代遺忘，相反地，他的那些沈思默想與研究筆記透過像弗斯特這樣的接續者還在閃耀著光芒。

回頭來看我們本地的環境運動，則又是一段社會史話。基本上臺灣的環境運動是整個解嚴前後時期社會運動的其中一環，它象徵社區意識的啟蒙，是因為自己的居住地受到威脅而迸發的情懷與實踐。臺灣在一九八○年代後半，種種因為環境保護而起的激烈自力救濟是經常的景象，在轉入九○年代之後，已逐漸轉成持續而和平的宣導及遊行活動，如每年定期舉行的反核四遊行。這些累積的社會力量終使臺灣社會有一定能力在環境論述上進行辯證，這兩年因政黨輪替而起的擁核與廢核之爭，可發現許多不同階層的人都能對這個議題發表或深或淺的看法。而長期以來，也一直有一批人以自身或結社的力量走入山林，捍衛土地，這正是臺灣民間重要的實踐力量。我們有無數「在地」的故事是這樣累積起來的。

這些人或許就是現代梭羅吧，他們既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學術研究者，他們依靠自己可以有的任何工具，去接受自然的質疑與回答。因此，康考特牧歌這本書的重要性並不在於瞭解新英格蘭本身的生態演進，而是透過弗斯特與梭羅的對話，給予此時此刻的我們一個思考自然命題的新原點，然後，再把這個棒子傳下去。

(莊瑞琳)